以打口的名义！

那天我在圆西路上瞎逛，偶然看到圆通电影院（圆通电影院已经被拆掉了！？）对面那家磁带店的台阶上有人在卖打口带。那家伙衣着邋遢、表情颓废，长的、不干净的头发，脏的、极随意的牛仔裤和T shirt。面前两个大纸盒整齐地摆放着打口CD和磁带，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一块纸板上标语口号一般恶狠狠地写了一句“以打口的名义！”

我不知道现在我身边来往穿梭的那些阳光般灿烂、花朵般新鲜的少男少女们还有没有人或者说还有几个人能够真正读懂这句话的含义，甚至我怀疑现在还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知道什么是“打口带”？

就是这些以各种非法渠道流传进来的“洋垃圾”，曾经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一度是我以及很多人的至宝。为了它们，我们曾经一整个一整个月揭不开锅并且乐此不疲并且一相情愿地认为自己的精神是富足的。当国内幼稚的唱片工业还只会不厌其烦、粗制滥造地复制各式各样港台口水歌的时候，当主流媒介还对一种具有杀伤力和破坏功能的声音表现出极大的不宽容的时候，正是这些被无情割裂的残损破烂的伴随着着深深伤痕的塑料碎片陪伴我们度过了生命中最为燥动不安的那个年代。

前二年曾经以北京“新民晚报”揭竿而起（或者别的某份报纸）纠集了其他数家媒体一哄而上，赫然定义出了一个叫做“打口的一代”的概念，并且将其定义作了中国二十世纪末的一种亚文化。这样的提法，在我看来未免恨了点，甚至带有些许矫揉造作的嫌疑以及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XXX一代”似乎已经成为了我们关注某个问题时候必须依附上去的标签，特别是当我们搞不明白又想当然地认为必须搞明白因为这其中肯定有些什么的时候就必须十分功能主义地为其按上这样的一个标签，而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往往是牵强附会一相情愿出力不讨好的。曾经就有一个同道中人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嗤之以鼻，“呸，凭什么我就得是什么什么的一代？！”我到现在都还清楚地记得他吐得老远的那泡浓浓的口痰。

有什么不同呢？个性张扬并且自我标榜，不肯屈从并且不肯媚俗，妄图以某种唐吉歌德的方式去对抗某种自以为是的愚民政策？我不知道，因为作为打口一族（请原谅我也开始无可奈何地生造概念了）毕竟也是各不相同甚至良莠不齐的，他们就好像各自心怀鬼态那群梁山好汉，有的等待着被主流意识招安，有的妄图将这场革命进行到底。

“在80年代90年代，叛逆是一种昂贵的时尚”。正如房龙先生说的，“错了，上帝喜欢勇敢的人！”我不知道这其中是否存在某些报刊标榜的“后工业时代的某种无产阶级意识”，可悲的是这种意识是通过made in U.S.A 、 made in England，是通过飞利浦公司、华纳唱片、索尼音像来实现的，并且被打了口，并且是水货，并且是走私。

抛开这诸多的意义或者意识不谈，（有意义吗？有吗？没有吗？有吗？），你还是能够很容易地就把真正的打口青年区别出来（我是说“真正的”）。从外观上看，他们绝对区别于某些校园里的新贵（new money，不知道我在这里使用这个词是否合适）；他们对刘德华、张信哲以及诸如此类的酸歌蜜曲一律是嗤之以鼻，甚至对“黑豹”（以及后来的“零点”）也决不宽容；港台方面它们只认一个罗大佑最多再加上一个齐秦，国内他们当然首先祭起的崔建和（早期的）“唐朝”的大旗，但是你可千万别跟他们谈“崇拜”“偶像”之类的字眼以免他们用鼻孔对你喷冷气；实际上他们并不招摇过市，他们宁愿收敛而又低调地在城市边缘默默行走，就好像腰间跨着一部廉价的walkman骑着一辆破烂的自行车在校园里无声无息地穿行；最大的欣喜莫过于刨刨刨刨个昏天黑地心烦想吐终于刨到了一张自己遍寻多日的打口CD，最大的惬意莫过于小心地把磁带壳拆开耐心地粘结被打断的磁带耐心地清理其中的塑料残屑。他们居然会对那么多的东西如数家珍，无论是classic、jazz、heavy metal或者是pop music，当然是要在同属打口人的中间；他们经常去的地方是西小门外的那家磁带店（早就被拆掉了）、白塔路上的“音乐天堂”、云艺附近的“隧道”、小西门的“天堂”，他们一律和那里的老板混得很熟。

难以想象，那种纯粹的资本主义音乐居然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在社会主义中国抢滩登陆的，这是一种非法的方式（或者说其中穿插了一种非法的手段），这是一种纯民间的方式，是主流意识所始料不及的一种方式。也很难想象一个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而它的年轻人的西方现代音乐启蒙是通过这种类似于做贼偷情的方式来完成的。这是一个讽刺！

这二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市场经济那只风情万种的无形之手的调控之下，那些各式各样的极端玩艺儿总算可以登堂入室。欧美音乐算什么，就连我们的本土摇滚乐不都可以如雨后春笋般的招摇过市滋生蔓延，就连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成人用品商店不都可以如春笋雨后般的过市招摇蔓延滋生。就连院西路上都到处是些穿着各式“哈韩”或者“哈日”的光鲜衣裳痴迷于更加颓废的（简直是他妈颓废到了极点！）日韩电子舞曲的“飘一代”“e一代”还有什么什么我所看不懂的一代。而当年那些痴迷于打口带的人们，现在多半也早已经西服革履勾心斗角仁义道德男盗女娼去了。

“以打口的名义”，如果说曾经可以看作是一句口号，那么现在不过是一句广告，就好像“牙好，胃口就好”，就好像“今年二十，明年十八”！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一看到这个题目就知道要写张楚，当然如果还有人对张楚念念不忘的话。

曾几何时这样的一句话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个噱头，就好像声称自己喜好摇滚乐就代表了有个性有品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颇类似80年代末90年代初流行过的另外一个噱头叫做“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不管如何错误地解读，张楚都是在中国摇滚乐发展历史上一个无法忽视的人物，（或者说是在某一个文化领域，当然我不知道自己这样的提法是否会叫人嗤之以鼻）。不知道为什么，我习惯上喜欢拿他和Bob Dylan相比。前两天找到Bob Dylan的一张Unplugged的VCD，一整个演唱会Bob Dylan都在戴着墨镜浅吟低唱，一整个演唱会都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才摘下墨镜。这个时候，我发现他的脸上已经布满了皱纹。

Bob Dylan也已经老了。那么张楚呢？

就我见过的所有张楚的形象而言，感觉上他似乎永远都像一个发育不良的少年，像一个被资本家剥削的童工。还有他那似乎永远都是处在变声期嗓音。几乎和当年经常被我们欺负的那个楼下的邻家孩子别无二致。

有一首叫做“姐姐”的歌。那时候我已经对“黑豹”开始感到不满足，同时又对“唐朝”感觉到高不可攀，突然发现原来摇滚乐可以如此采取平视的角度来对现实生活冷眼旁观。

“面对我眼前的人群，我得穿过而且潇洒，我知道你在旁边看着，挺假”。很多年以后有个会画画的女孩对我说这句歌词曾经让她深深地感动。

一直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任何一个自我标榜的中国摇滚乐爱好者（真的或者是假的）所无法避绕得开的一首歌，（抑或事实已然如此？）我无法或者说根本没有必要在这里去解读其中的内涵或者叫做意义（意义？但愿我不要再过多地使用这个词汇，请原谅我语言的贫乏）。

客观上讲，就是这首歌让一个来自西安叫作张楚的名字一夜之间响彻了大江两岸香江两岸海峡两岸，以至于每每某个我侧耳聆听楼下猫儿叫春的夜晚会被窗外扯着嗓子的一声“哦，姐姐，带我回家……”刺激得毛骨悚然。是啊，老百姓小百姓匹夫匹妇们需要点新鲜的玩意儿，（新在哪儿呢？）

如果说“自在”的这首歌是一个跋涉在路上的灵魂的人文关怀，那么“他在”的这首歌怕是这个在路上的灵魂在商品社会里一次被鸡奸的经历。我不知道张楚之所以从来都在公开场合拒绝演唱这首“姐姐”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魔岩三杰”的称谓不过是为了便于商业运作的一个标签，没有必要把他们三个硬是要放在一起等而视之。因为窦唯是一个在梦境中徜徉、在黑暗中跳舞的精神病患者；而何勇忽而就像所有的流氓无产者那样冲踏规则破坏秩序，忽而又像前门钟鼓楼角上的那只麒麟一样平和安详沉默不语。只有张楚，在墙上的镜子里面默默地注视着平凡而卑微的自己，站在玻璃窗前默默地注视着大街上所有平凡而卑微的人群。

只有张楚。

有人说他的摇滚乐不纯粹，因为“Rock' n Roll”就其词源本意来说本身就代表了“乐与怒”的精神，就代表了反叛、破坏之类的东西。然而，普罗大众的乐也好怒也好悲也好喜也好，难道不就是些“升官的升官、离婚的离婚”的事情，难道不就是些“厕所和床”上的勾当，难道不就是些“和大伙儿去乘凉”的喜怒哀乐？？？

事实就是如此，不需要批判、不需要破坏，不要指望谁能给你指示一条所谓的精神之路，不要指望当你的灵魂被带到一个空旷无人的高处之后生活也会随之而改变。

崔健和“唐朝”那是精神领袖，而“黑豹”似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要明火执仗地取悦大众（所以窦唯的离去必须被视为中国摇滚乐发展史上的一个事件），再说到现在那些学了三个月的吉他就敢满世界号称自己代表了后朋克的新锐，那不过是像些画满五颜六色的光怪陆离、而质地又显得很是单薄的纸。

只有张楚。

前二年曾经有一句颇为牛逼的话在大学校园里四处传说，叫做“诗意的在大地上栖居”。（How to do?）

于是张楚唱“在没有方向的风中开始跳舞吧”，那么是不是应该叫做“诗意的在大地上流浪”（How to do ?）

张楚的错误（我认为）在于不应该从“在路上”状态转变为停歇栖居，不应该从大西北投奔北京城。（最直接的后果，是“孤独的人是可耻”专辑为张楚赢得了一个中国摇滚乐“最寂寞的传说”的名头，而“制造飞机的工厂”专辑几乎让人无法忍受。）

有意思的是，几年前张楚到北京是悄无声息的，几年以后张楚返回西安却终于成为了一个事件。

于是乎，我有了某种期待。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在我看来，可耻的灵魂带有某种原罪或者宿命的意味，就好像张楚早期那张只在香港发行过的专辑，叫做“一颗不肯媚俗的心”。